中国人,你知耻吗?

当我提出“中国人,你知耻吗”这个问题的时候,我自己早就有了答案,那就是不知耻。假如人人都不知耻,国家何以知耻?假如大家都不知耻,国家也不知耻,人们又会有多少荣誉感?没有了荣誉感的民族,是多么的可怕、

中国人,你知耻吗?

(《保印说国民性》)

曹保印

导读:当我提出“中国人,你知耻吗”这个问题的时候,我自己早就有了答案,那就是不知耻。假如人人都不知耻,国家何以知耻?假如大家都不知耻,国家也不知耻,人们又会有多少荣誉感?没有了荣誉感的民族,是多么的可怕、可恶、可憎。难道,我们真的不该警醒吗?难道,我们还要继续不知耻下去吗?

说国民性,道国民性,苦辣酸甜,绵延千年。劣根多少,美德几何,吾国吾民,听我评说。欢迎收看《保印说国民性》,我是主持人曹保印,一个真正的中国人。

在本期《保印说国民性》中,我给大家聊一聊“中国人,你知耻吗?”

2014年4月16日,韩国载有476人的“岁月号”客轮发生沉船事故,这起事故造成包括几名中国人在内的数百名韩国学生、教师死亡、失踪。事件发生之后,带领325名高中生搭乘“岁月”号前往济州旅游的校方负责人姜某,在获救之后次日自杀。警方在他的钱包中发现了遗书:“200多人生死不明,我没有信心一个人活下去。所有责任都在于我,是我筹划了此次修学旅行。请把我的骨灰撒在事发海域,让我和那些尸骨无存的学生们在一起,在阴间继续做他们的老师。”

此后,很多人在替姜某惋惜的同时,也在热烈讨论韩国的耻感文化。因为在大家看来,假如说韩国没有这种耻感文化,作为组织者的姜某不可能选择自杀这种惨烈的行为。要知道,沉船事故的造成和姜某事实上关系不大,而和那位弃船先逃的船长有着极大的关系,因此,这位涉嫌犯罪的船长在韩国已经开始被追究刑事责任。

与此同时,日本也被作为耻感文化的代表国家之一,列入了大家的讨论范围之中。

在讨论日本的耻感文化时,总是会有人举出这样一个例子,即曾经动荡日本政局的毒大米事件,就是日本耻感文化的典型代表。的确,毒大米事件发生之后,日本农林水产省大臣太田诚一引咎辞职,而奈良县的米老板中川昭一也因为受不了良心的折磨自杀。我在网络上检索了一下,发现很多网友用这个例子说明耻感文化在日本的根深蒂固。

应该说,日本的这个例子确实有一定的典型性,但是,这却并不能因此而证明日本就是一个有很强耻感文化的国度。虽然“耻感文化”这个词本身,就是美国人类学家鲁思·本尼迪克特在对大量二手资料分析后,给日本文化类型下的定义,是在区别于西方“罪感文化”的基础上概括出来的。

做这个研究是有背景的,二战结束的时候,美国政府为了对日本的大和民族有更深入的研究,从而更有利于自己的统治,便委托了美国的人类学家来研究日本人的国民性。结果,这位美国人类学鲁思·本尼迪克特综合大量二手资料得出一个结论说:日本的民族有着浓重的耻感文化。这个结论,是和西方的罪感文化相对比做出的。

耻感文化是不是真的在日本有,或者说普遍存在呢?在我看来,未必。我们只看看日本对二战的态度就可以明白。虽然在日本的国民中,确实有那么一些人有了耻感文化,但是整个大和民族却真的未必有耻感文化。假如说有耻感文化,那也是德国人有,而不是日本人有。看看德意志这样一个民族对二战的态度,看看德国总统在犹太人纪念碑前的下跪,我们就可以知道到底谁才是真有耻感文化。当然,耻感文化也是人类很多民族的一个共性,只是说,有的民族表现强烈,有的民族表现不强烈。

比如说,在讨论耻感文化的时候,还有人拿俄罗斯举例,具体的例子就是:俄罗斯奥伦堡州中学教学楼因为楼梯坍塌,造成了几名学生遇难,结果这个学校的副校长同时也是遇难学生所在班级的班主任老师,在很多人的批评之下,自己也是万般自责,最终也是采取了自杀这样一种方式。

我们看,韩国也好、日本也好、俄罗斯也好,都有这种耻感文化,只不过有的体现得更为大气,而有的仅仅只是体现为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耻感文化,并没有上升到一个民族的耻感文化。

事实上,耻感文化作为人类的共性早就有了,自从人类学会用树叶遮挡自己的私处之后,耻感文化就已经诞生了,因为人们知道了羞耻。说到这里,我特别想强调,在中国的历史上,其实耻感文化也是中华文明的特征之一。应该说,在耻感文化上,传统的中国人做得比日本人、韩国人、德国人都要好,至少并不差。

“耻”这个字,在古代写作“恥”,《说文》中说:“恥,辱也,从耳,心声。”《六书总要》说:“恥,从心耳,会意,取闻过自愧之意。凡人心惭,则耳热面赤,是其验也。”你看,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,通过对“耻”字的理解就可以知道,人们对于“耻”作为一种价值观是多么看重。

事实上,从先秦时期开始,不论是诸侯国的国君们还是士大夫以及平民百姓,都在其行事之中反映出耻感文化的价值取向。最为典型的,比如说管仲这样一个名臣的故事。管仲在公子纠和公子小白的夺位之争中,最终没有为自己的主人公子纠去死,反而在公子纠死后做了公子小白的辅臣。当时的人们对管仲的这种做法是有过争论的,并且认为这是一种巨大的耻辱。好在,管仲由于辅佐齐桓公也就是公子小白有功,称霸中原,所以后人虽然不耻他的行为,但依然给了他一点肯定。但无论怎么肯定,传统中国人还是认为管仲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、是耻辱的。

我们再举一个例子,也就是著名的卧薪尝胆的故事。在吴越争霸的时候,越王勾践失败后被吴王俘虏,吴王就把他侮辱了一番,然后放了回去。正因为苦于会稽之耻,所以勾践就开始了卧薪尝胆。卧薪尝胆怎么做呢?史书记载说,他“内亲群臣,下养百姓”,经过“十年生聚,十年教训”,最终打败了吴王夫差,灭掉了吴国。可以说,越王勾践是典型的知耻而后勇的典型,只可惜勾践这个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他打败了吴王夫差之后,对百姓所做的事情,比吴王夫差要坏得多,要恶得多。因此,我们既要看到越王勾践知耻而后勇、卧薪尝胆这一面,同时也要记住这个人不是什么好东西。

事实上,耻感文化在传统中国人那里,可以说决定了他们的行为方式。比如,还有一个最著名的例子,就是“二桃杀三士”。“二桃杀三士”讲的是什么样的故事呢?在齐景公的时候,有三个勇士分别叫公孙接、田开疆和古冶子,这三个人可谓是骄横跋扈,有史书记载说,他们“上无君臣之义,下无长率之伦,内不以禁暴,外不可威敌。”可是,这个几个家伙却非常难以被除掉,以至于成为当时齐景公的心头大患,也成了百姓们的心头大患。

这时候,名臣晏子——一个小个子却才华出众的大才子,就为齐景公出了一个主意。什么主意呢?他让齐景公拿了两个桃赏给这三个人,告诉他们说,你们自己比较一下,谁的功劳大,谁的功劳小,功劳大的吃桃子,功劳小的就不能吃桃子。结果,公孙接和田开疆就以为自己功高,所以每个人拿了一个桃子。这个时候,古冶子就不干了,于是乎古冶子就开始摆列自己的功劳。古冶子把功劳一摆,公孙接和田开疆羞愧难当,因为他们觉得,古冶子的功劳比自己大。既然古冶子的功劳比自己大,自己有什么资格先得桃子呢?于是,这两个人因为羞耻而自杀了。

古冶子一看这两个人自杀了,于是乎也感叹说:“二子死之,冶独生之,不仁;耻人以言,而夸其声,不义;恨乎所行,不死,无勇也。”大致意思就是说,你看,这两个人都死了,我自己活着多丢人呀!所以,古冶子也干脆举荐自刎。

“二桃杀三士”的故事,就是典型的因为“耻”而决定了自己行为。如果说,这种耻感文化在传统中国人的价值观中起了如此重要地位,那么,为什么现在这种耻感文化反而大大减少了呢?

其实,耻感文化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,确确实实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。历代的先贤都对耻感文化做过论述,也做过非常多的强调,以此让国人能够有耻感文化,进而能够知耻而后勇。比如说孔子,孔子对耻感文化的论述范围非常广泛,他的论述涉及个人的心理感受、道德修养、社会行为以及个人评价,当然,也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交往、国家的政治活动对人民的教育等各个方面。

既然孔子对于耻感文化有着详尽而又广泛的论述,那就可以知道,耻感文化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是多么深入人心。孔子为了强调这种耻感文化,还提出了很多具体建议,比如说强调慎独、强调内省、强调反求诸己、强调改过迁善、强调见贤思齐等这些修养的功夫。可以说,每一项功夫都和耻感有着密切的关系。

从孔子到孟子,先贤们对耻感文化的理解可以说更进一步,孟子就明确表示:“耻之于人大矣!为机变之巧者,无所用耻焉。不耻不若人,何若人有?”“人不可以无耻。无耻之耻,无耻矣。”你看,在孟子这里,对耻感文化更是上升到了一个高度,他明确告知人们什么是真正的无耻,那就是无耻之耻。孟子又强调耻感对于个人的意义,甚至一度认为“无羞恶之心,非人也。”就是说,假如说一个人连羞耻都不知道,那他根本就不配被当成一个人。

事实上,儒家一直都强调“耻”,认为这种意识是道德的基础。所以说,他们强调认为“羞恶之心,义之端也”,并且把礼义廉耻称为四德,把它作为一个人为人处世的根本。所以说,《礼记》中就有这种说法:“物耻足以振之,国耻足以兴之。”而宋代的理学家朱熹,更是提出“人有耻则能有所不为”。在他之后,清朝末年的龚自珍则提出了著名的廉耻论,他说:“士皆知有耻,则国家永无耻矣;士不知耻,为国之大耻。”你看,龚自珍就将耻感文化对于个人的作用直接和国家相连。龚自珍所说的这个观点,我非常认同,假如一个民族中的每一个人都不知耻,怎么可能让一个整体意义上的民族知耻呢?又怎么可能让一个国家知耻呢?所以,如果国家不知耻,则人民也不知耻;反过来,人民不知耻,国家又怎么可能知耻呢?

先贤们的论述,应该说,对当代中国人而言,这是一笔精神财富。可是,为什么到了今天,大家对耻感文化反而越来越淡漠了呢?当然,有人说儒家说的耻感文化都过于理论和抽象,我们现在是法制社会,法制社会没必要去讲太多所谓的“耻”,“耻”是道德层面的东西。对这种观点,我并不以为然。

事实上,无论是儒家还是法家,都主张彰显人的耻感,通过耻感让人明白该怎样遵纪守法。通过学习历史我们就可以知道,法家虽然主张信赏必罚,以专任刑法为自己的目标去强调法制,但事实上他们并不仅仅止步于此,在“知耻”这个方面,法家也依然认为它对治理国家、安定社会有着重要作用。比如说,《管子》中就有这种说法:“国之四维,礼义廉耻。四维不张,国乃灭亡。四维张,则君令行,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,守国之度在饰四维。”你看,“礼义廉耻”不仅成了个人的四维,也成了国家四维。这种“四维”在今天的中国还剩多少呢?“礼义廉耻”中的“礼”有吗?“义”有吗?“廉”有吗?都没有。都没有了。至于“耻”,说实在话,也没有了。这就让人感觉到无比悲哀。

法家为什么也要讲究“耻”呢?其实,他们就是希望通过耻辱感,让人有一种道德的自省,让人能够实现一种自救,或者说,这种自救才是法的真正目的。我们看看,在西方的法庭上,法官一定要让那些在法庭上受审的人表示忏悔,一定要向受害者表示道歉。这一点决定了法官是不是做出加重处罚罪犯的裁决。为什么呢?就是让人通过内心的道德自省,真正地改过自新。否则,不管外在给了他多少惩罚,他如果不能够自新,就还是会犯罪。因此,强调内心的自我拯救,就是基于耻感文化。

在中国传统文化中,耻感文化可以说做到了极致。比如说,会采取很多耻辱刑,像打屁股这种,就是最著名的耻辱刑。还有涂面,也就是在脸上刻字、刺字、铬印。像打鞭子这种耻辱刑,在今天的新加坡依然保留着,打并不是目的,目的是让人感觉到耻。这种耻辱刑,就是统治者把伦理道德和法律制度有机结合起来的典型。

应该说,在中国的文化历程中,耻感文化曾经一度非常兴盛。当然,在一些历史时期,耻感文化也屡屡发展到了低潮。针对这种低潮,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,曾经有过三次最典型的耻感运动,也就是拯救人内心道德的运动。

第一次运动,就是孔子在感叹“礼崩乐坏”之后,而梦周公、修《春秋》、编六艺、注《易经》,他就是希望通过这些方式,唤醒人们内心的耻感,可惜孔子失败了。

第二次,即宋明理学搞的复兴运动,提出了所谓的“存天理,灭人欲”,给中国人穿上了道德的紧身衣,结果就产生了一大批虚伪的道学家。这种做法又走了一个极端,不仅仅没有拯救人们心中逐渐没落的耻感,反而越来越让更多的人恬不知耻。

第三次耻感运动,则是在民国。民国的著名三原儒梁漱溟、熊十力、马一浮,希望将中国人的“礼乐”传统续上,于是他们提出了非常多的办法,希望人们过一种自新的生活。但很可惜,他们这三位大儒也并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,他们非常悲哀地发现,中国人反而越来越不知耻了。

当今中国也发起过一次耻感运动,那就是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。这一次的荣辱观教育和前三次相比,收获到底是什么,结果到底是什么,我不说你也明白,所以,我就不说了,哈哈。

但无论如此,传统中国人还是非常注重耻感教育的,非常强调“耻”作为一种价值观应该被人信仰。可是,到了今天,这些耻感的东西越来越少,相反,越来越多的人在做坏事的时候,常常不以为耻,反以为荣。

比如说,现在大量出现的作弊现象、拼爹现象、买粉丝现象等等。看似自己只是做了大家都在做的事,实际上这依然是令人感到耻辱的事。如果有人觉得,这些东西自己躲过去了,但像病死的猪肉、有毒的生姜、地沟油、插队、欺骗这些东西,本来也是同样足以让人感到耻辱的,但很可惜,又是没有人以为耻。想想看,有多少人认为插队夹塞是耻辱呢?如果对这样的事情都不以为耻辱,那又怎么可能将贪污腐败、官员不作为等视为耻辱呢?所以,生活中不知小耻,则在工作中必然不知大耻。一个人不知耻,则一个群体就会不知耻。

在日常生活中,无论是听见的,还是从新闻中看到的,很多人真的是越来越不知耻。比如说,广场上摆的用来让节日更有气氛的鲜花被人抢掉;一旦发生了交通事故,车辆上的货物被人抢掉;在学术界则出现了大量的学术抄袭和学术剽窃现象;而在社会生活中,人人都崇尚潜规则;在商业生活中,造假几乎成了公开的秘密;更不用说官员的贪腐……那么,在这个时候,我们看到多少中国人知耻了呢?又看到多少中国人知耻而后勇了呢?

事实上是,今天的中国人越来越不知耻。其实,当我提出“中国人,你知耻吗”这个问题的时候,我自己早就有了答案,那就是当今的中国人不知耻。可是,我们想一想,假如说人人都不知耻的话,国家何以知耻?假如大家都不知耻,国家也不知耻,在这个环境中活着,人们又会有多少荣誉感呢?而一个没有了荣誉感的民族,又是一个多么可怕的、可恶的、可憎的民族。难道,我们真的不该警醒吗?难道,我们还要如此继续不知耻下去吗?

今天的中国人啊,当你对照传统中国人的时候,对照祖宗的时候,你什么时候才会感到真正的耻辱呢?